编者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由于国企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国企解困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企业界、理论界、实际工作部门虽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为更好地推进国企解困工作，总结国企扭亏增盈的成功经验，探讨弱势企业走出困境的具体途径，本报理论部日前邀请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和理论界部分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为期一天的研讨。作为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家国有特大型企业的领导，沈阳航天新新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蔡德功应本报特邀在会上就他们企业解困的实践和理论思考作了介绍。现将研讨会上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编发。
沙叶（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教授）：目前，我们正从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在政企尚未分开的情况下，影响企业兴衰的原因，有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问题和企业主管部门的因素，也有企业内部管理上的因素。其中管理上的因素非常重要。我认为，一个企业能否成功、兴旺，从内部管理方面来看，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和好的发展思路；二是有一支过硬的职工队伍，包括集中一定的人才；三是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四是管理先进、科学，企业机制要创新，一切服从于市场，以消费者为中心而不是以生产者为中心；五是创出名牌产品和提供优质服务；六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不断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以上六条都好，企业才能兴旺、持续地发展；其中，有一条或两条不行，特别是领导班子的思路不对，就很有可能使企业走向衰亡。
就企业解困问题而言，由于陷于困境的企业原因不同，情况各异，因此，解困的办法也不能一刀切。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为此进行了不懈探索，提出的办法多种多样，我认为总的来说离不开“三改一加强”，即中央提出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在改革、改组、改造方面，有关政府部门已相继出台许多政策，有些非企业自身能够克服的困难，如果能充分运用政策也同样有希望解困。如杭州磁带厂，产品好，有销路，就是资产负债率太高，达到200％，他们运用了四项政策，使资产负债率降到了45％，从而实现了解困。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生产过剩，使许多企业陷入困境，无疑，推动企业兼并、资产重组是解困的重要方法。江苏省东台市近一年来先后将本地有“五朵金花”之称的五家骨干企业，大胆地无偿划拔给外地大企业集团，虽然遭到不少人的怀疑与非议，但实现了新的飞跃。海尔集团到1997年底，前后已兼并了19家困难企业，向这些企业不仅注入资金、技术、管理，更主要的是企业文化，结果都盘活了，从一个名牌变成了名牌群。
程秀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综合部部长、研究员）：企业发展中，要把握好大气候和小环境的关系。在同样的大气候下，每个企业内部的运行机制都不完全一样，有的企业机制健全一些，各方面的运行就协调一些，有的企业差一些，各方面的关系很不顺，相应地影响到了企业的效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内部的体制不完全决取于大的宏观环境，也不完全取决于企业的产权结构。同样的产权结构也可以形成有差别的效率。这里面就涉及到经营决策和管理的问题，有的企业市场路子越走越宽，产品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效益越来越好，有的企业则恰恰相反。在大的环境不好时，同样有的企业会是上升的。形成这些差别的原因，和企业的经营决策、科技开发、内部管理等等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企业解困虽然是政府提出的目标，但具体到企业能否解困，还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努力。企业解困的静态指标是看其经济效益是否有好转，而动态的指标应当是看相对于其它同类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如果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不强，生产经营开发比你的对手弱，那么你就可能走下坡路。企业解困的关键还是要用好企业内部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设备资源、场地资源等等。在这方面，辽宁航天新新集团的实践就是一个生动的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着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利用率不高的现象。过去我们说国有企业中人力富余，是“人比枪多”。这几年的情况是，人没怎么增加，“枪”增加了不少，形成了“人也多，枪也多”的格局，资源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利用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走出困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有效地利用企业内部现有的资源。
蔡德功（沈阳航天新新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沈阳航天新新集团成立于去年八月十八日，是由原航天工业总公司下属的两个国有大型企业（119厂和139厂）通过兼并重组的形式组成的新的大型企业集团。在企业发展的实践中，我体会，要取得好的经济效益，首先要增强企业的活力，其次要注意培养企业的“关系”。我在公司向职工说，“实力＋关系＝效益”，这是我们的体会，这里略作说明。
实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实力体现为企业的人力、财力、物力、产品的竞争能力和领导决策管理能力，以及干部职工的创造力。为增强企业活力，我们提出观念也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在实践中，新新集团公司的全体职工逐步树立起符合市场经济的求实观念、创新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价值观念和市场观念，从而为企业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我们还对企业的干部制度、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进行了大胆改革。在干部制度改革方面，主要是明确干部标准为“三好”、“三干”，即思想好，方法好，效果好；愿干、肯干、会干。考核干部以业绩为主，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允许有失误，但不允许没有业绩。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由于采取了划小放权的办法，人才流动和富余人员下岗，早已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我们提出“按效益分配”、“按价值取向分配”，而且提出分配包括物质分配和精神分配。其中“精神分配”是我们的独创。比如，在评选方面，我们打破了先进、劳模指标按人数确定比例的做法，而是坚持以价值系数来衡量，即对公司的效益做出了较大贡献，起到较大作用的单位多评先进。又如，在职称评审中，我们将中级职称的评审权力下放给各独立经营单位，加大奖励的幅度，使那些有能力、有业绩、价值系数高的技术骨干力量得到了相应的满足。
“关系”在这里不是社会上理解的那种庸俗的“关系”。我把它界定为狭义上的关系、信息、风险和机遇等企业外部关系。这是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外部力量。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及工商、税务、银行、用户、配套协作厂家等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企业各方面的外力。我们提出“事业靠朋友，朋友促事业”。多交朋友，多掌握信息，多给自已创造机遇，这无疑能够大大促进企业走向兴旺。几年来，我们运用“实力＋关系＝效益”这一公式，使企业逐步摆脱困境，开始起飞。我们坚信，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关怀支持下，在内外力的合力作用下，国有大中型企业一定能够走出困境，迎来美好的明天。
陈佳贵（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导）：国企解困，既很重要，同时难度也很大。之所以这么说，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宏观环境上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个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了。以往我们强调要压速度，而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提出要保速度，要保不低于8％。保这个速度的难度也很大。二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转折期，从原来的数量扩张转到素质提高这么一个阶段，这决定了企业不是那么容易取得效益。很多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很多商品供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竞争要面临很大的压力，提高经济效益的难度很大。三是国有企业面对激烈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在体制方面明显存在不适应。三年解困任务很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努力把国有经济搞上去。
国有企业不能有等靠思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是可以搞好搞活的。在这方面，沈阳航天新新集团的实践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新新集团通过企业重组和兼并，盘活了资产，取得了好的经济效益。兼并以后还有四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好：一是要做好理顺产权和领导班子的调整、磨合工作；二是产品和服务方向的调整，根据兼并和被兼并企业的实际情况，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如不能做到优势互补，只是简单相加，那是没意义的；三是制度和管理方法的融合，每个企业都有自已的管理方法，兼并联合以后，也会产生矛盾，管理方法的调整和融合也非常重要；四是要做好不同的企业文化之间的磨合工作。只有这四个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才能为兼并后的企业大发展奠定基础。而实际上，现在很多兼并联合的企业在这个方面重视得很不够。这是值得注意的。
郑海航：（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博导）：中央提出，三年内国有企业基本上走出困境，这是正确的决策。但对国有企业走出困境，决不能理解为这些国有企业要齐步走，都搞好，实际上应是有“生”有“死”。我理解，这其中实际上包含着一个战略措施，即分类指导，分别治理。主要是二个分开：一是把企业按“大、中、小”分开，真正放开中小企业，集中搞好国有大企业；二是对国有大企业，还要按“优、中、劣”分开，处于中间状态的，就是轻度亏损的企业，扭亏才有实际意义。对于余下的两种状态，即“优企”和“劣企”，就要按照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思路，去制定政策，扶优扶强，促使优劣企业两极分化，然后就可以搬出兼并这个杠杆，经过二至三年或更长一些时间，让优势企业“吃”掉劣势企业，形成几个有实力的名牌国企控制一个命脉产业的局面，使国有经济缩短战线，实现良性循环。
为了更好地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我提四点政策建议：一是允许企业对承担债务的政策做变通处理，保证优势企业的低成本扩张；二是高度重视企业并购后的管理整合，可用两个公式表示，即为了实现“1＋1＞2”的兼并目标，必须走出“1＋1＝1”的统一化之路；三是在兼并中要重视优势企业成为真正的兼并主体，政府不能撒手不管，但决不能违背优势企业意志搞“包办婚姻”，要变政府的“拉郎配”为优势企业的“郎拉配”；四是重新认识垄断和竞争，应提倡适度竞争，反对过度竞争，反对独家垄断，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研究员）：目前要做好国企解困工作，最关键的是要解决好两个问题：资产重组和下岗职工再就业。在资产重组方面，首先要搞清楚大的重组目标是从整体上搞好搞活国有经济。重组以前一定要明确重组的战略思想，要明确自已的优势是什么，核心产品是什么，目标是什么，还有就是管理、体制、技术开发、市场营销、品牌等方面的优势是什么，被兼并对象有什么优势，结合以后能否产生新的增长点，新的收益。现在很多企业之所以重组不成功，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企业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思想。其次要在解困中注意人的安排。要给出路，给活路，而且要比在困难企业中活得更好。关于国有企业职工的再就业，也有几点是要注意的，一是中央政府拿一点，地方政府拿一点，企业拿一点，解决好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产业政策中要考虑特困行业特殊企业的国有企业解困问题。国外的产业政策并不是扶优的，并不是说哪个行业哪个产业发展得好，你就去支持它，实际上用不着支持它，它也能发展很好。产业政策重要的作用就是对那些衰退的行业和产业，或应该退出却退不出来的，应该拿一点钱支持它退出来。三是关于困难企业的债务问题，可以考虑有选择地使一部分资产证券化。证券化实际上是把债务拍卖，拍卖以后的收入拿去还帐。四是国有资产存量的问题，把一部分变现，首先解决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五是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作用应高度重视，他们的地位和待遇问题要解决好。
郭继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对国有企业改革和解困的难度从总体上应有一个充分的估计，解困起码涉及到三个方面：（1）企业机制的大的转换。从计划经济下高度集中的机制转变到市场经济，其间有许多转换。（2）产业结构的升级问题。这对某一个国有企业来说，可能谈不上，但是把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其中必然涉及到这一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从整体上搞好国有企业。（3）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如法制建设，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制约国有企业的改革解困。基于这样一个总体的认识，对于国有企业解困也要有一个总体认识，不能只怪国有企业搞不好。企业究竟应担负什么职能？前几年说得比较多的是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企业的经营，要政企分开。在我看来，还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政府要主动地承担起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办一些本不应当由企业办的事。政企不分有两个方面：管了不该管的事；该管理的事没管。就业、普及教育等本不该由企业管，企业为了稳定职工，带好队伍不得不管。作为一个问题应好好考虑，也就是哪些应该由企业管，哪些应由政府管。
分流富余人员是实现企业解困的重要措施。但有几个问题要注意，否则可能会带来麻烦。一方面国有职工下岗分流的量上和度上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职工下岗等于社会上增加了负担，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会加剧社会矛盾，反过来更不利于企业解困。另一方面，企业也好，国家也好，要抓住这个机会，把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推进一步，下岗人员有压力，对在岗人员有压力，包括对职工的考核上，包括聘用和解聘的方式上都可以深化改革。就企业来讲，是企业就业和人事制度改革，就整个社会来讲是整个劳动力市场和整个劳动就业制度改革，要不失时机地推进这些改革，为今后国有企业改革扫清道路。
高良谋（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系副主任、博士）：国有企业解困要同解决好富余职工下岗和再就业问题结合起来。国有企业富余人员是传统经济管理体制长期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同样需要一个过程。首先，目前从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来看，并不是解决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的最好时机，一般来说，选择在整个经济处于高涨时期解决这个问题较为有利。因此，政府应当把它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其次是明确政府在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中的功能定位。再就业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市场需求问题，能否实现再就业，主要取决于下岗职工能否发现市场需求并把潜在市场需求转化为现实的需求。政府应当在做好就业与再就业的引导与保障上多下功夫，当前要特别注意做好下岗职工合理的经济补偿问题。再者，政府不仅要研究扩大再就业的门路，也要扩展解决再就业问题的思路。要把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降低劳动参与率结合起来。目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要把降低青少年的劳动参与率作为减轻就业压力的突破口，使青少年具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再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样不仅可以节约出很多就业机会，来安排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更重要的是同时也能够真正地把科教兴国落到实处。
宋冬林（吉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博士）：由于多种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原因，我国老工业基地的许多国有企业普通存在着机制僵化、社会负担和债务负担沉重等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对待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不外乎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彻底放弃；二是通过改革和改造，焕发其青春。很明显，前一种方式是绝对不可取的。因为，这意味着放弃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和国民经济的支柱，削弱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要看到，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占有国有资产存量的大部分和资产增量的相当部分，拥有一只素质好、技术过硬的劳动大军，具有较强的技术开发能力，有一整套较为成熟的管理制度。因此，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具有再造的基础和条件，通过改革和改造，可以使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焕发活力。
对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改革与改造要有战略眼光，要有大手笔。从结构调整入手并在制度创新和技术改造的基础上，进行配套改革，是其摆脱困境和寻求发展的根本途径。
朱明春（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博士）：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解困应当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就企业而言，解困的关键还是要坚持“三改一加强”，就政府而言，关键是立足于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如资金上的支持应有特殊政策。如果完全按商业银行的做法，相当一部分困难企业就根本不能得到资金支持，对产品好，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还要实行封闭贷款、单独立户、封闭运转、保证还款的办法。从整体上搞好国有企业，而不是一个一个地看问题。党的十五大在这方面有很大突破，提出了“重点行业，关键领域”这样八个字，也就是说要根据国有经济的战略定位，需要的就应当在资金方面充分地支持它。这样的话，所谓的重点行业关键领域才能得到比较好的保证。不是说过去我们没有做，如服装行业，经过改革这么多年，实际上已经在逐步退出了。但只是一种被动的退，比较困难了才退，损失就比较大，实际上如果能主动一点，操作的余地就可以大得多。国家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创造条件，使破产能够破得了。这实际上是为国有资产的战略性重组打开渠道，可行性比较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包括股权的。我们要创造一些条件，使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可行，通过资产重组等，使企业能够进退自如，这样国有经济才能实现“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在政策上应当有所区别，优先保证国有经济的发展。
附记：近几年来，部分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了程度不同的困难，有的还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江泽民总书记去年在天津考察国有企业时指出，国有企业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对待国有企业出现的困难，既要高度重视，着力解决，又要客观分析，正确对待。我们相信，只要坚定解困的信心，上下齐心协力，国有企业就一定能够重振雄风。
在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王超平局长、国务院研究室陈元生副司长、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教授、原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司副司长张新文研究员，兵器工业总公司政策研究所鲍去病研究员、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学术部部长荣剑英研究员、山东大学产权经济研究所所长黄少安教授也发表了不少建议性意见，限于篇幅，他们观点和建议我们将通过别的形式反映。另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部副部长王元博士、国家税务局政策法规司靳东升处长、国家经贸委贾小梁处长、国防科工委政策研究室张建国研究员、新新集团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崔世海等同志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本报副总编李景瑞到会并讲话，理论部主任赵石宝主持了研讨会。
 研讨会会场一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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